事情的转机貌似是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的批示（将“自由贸易区”改为“自由贸易园区”），实则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大范围、深层次的震荡调整。中国外贸由连续的2-3倍于GDP增速的“万马狂奔”状态，陡然切换到被各经济体“联合围剿”，增长速度掉到10%以内，甚至低于GDP增速。而且，国际经济危机还将扁平化、隐性化、长期化，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形势促逼决策层深入调研，寻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体制、税制等方面的突破，以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增强区域竞争力。在此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始终走在前面，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在积极呼吁。在有关部门的审慎权衡下，加上外部形势的有效催化，中国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工作，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付诸实施。

　　最近获批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提出，可以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逐步研究建设舟山自由港区。虽然社会各界对“条件成熟”尚难有明确把握，但是看到了经济特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就地升级的趋势方向。可以预测的是，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就地升级，将取代原来的各类新区招安报批，成为“十二五”后半程的重头戏。这个升级方向的要义，就是贸易便利化。相较于国际上成熟的自由贸易园区，中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外汇管制、货物监管、企业的注册成立与功能整合（如内外贸一体化、物流与结算集成）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的限制，充其量是严格管控下的半自由化区域，离岸贸易等业务发展不充分，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深度特别是对经济话语权的争夺、对国际市场潮流的引领，受到严重制约。

　　这其中，必须注意到跨国企业形态的一个显著变化，即由原来的模块分解，到当下的系统集成。许多世界500强当初到中国内地来，是基于低廉成本导向的，所以先将工厂等生产模块搬过来，产品基本外销或以外销为主。随着中国本土消费市场的成熟，这些跨国公司开始在华设立销售模块。然后设立研发模块，招募技术精英，就近开展R&D，并很快升级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进行研究开发。此后在华设立投资模块，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最后发现，有必要在华设立综合性的运营功能模块，对本企业遍布全球的复杂业务，开展“三协”（资源协调、企业协作、管理协同），由原来的模块分解走到了今天的系统集成。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升级成“集成商”，这是全球商业革命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最新动态。截至2012年底，已有1000多家世界跨国公司落户上海。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其中的结构：265家投资性公司、40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则有351个，95%以上地区总部具有两种以上的总部功能。我们的制度建设和环境营造，就要响应这样的企业形态变革。

　　上海无疑是国内响应市场和企业需求比较到位的地区之一，在诸多约束条件下，作了许多有益的、力所能及的创新探索。目前看来，国内首个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方案花落上海浦东，没有太大悬念。上海的经济国际化程度最高，肩负着“三服务”（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代表中国参与修改和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重任，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工作必须“高举高打”，不能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以2010“世博”为分水岭，上海轰轰烈烈搞大招商、大引资的发展阶段基本已过去了，进入到创新业态、提升能级、招（国际）组织、引（世界）机构的新篇章。国际化正是其中的主线，“四个中心”是具体体现。2009年，“四个中心”建设聚焦到“两个中心”上。根据笔者的分析框架，“城”的生命力在于“市”，即交易或贸易、金融和航运都是为贸易服务的。上海“四个中心”的内在逻辑可以梳理如下：国际贸易中心是这座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定位；在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两大抓手的强有力支撑、推动下，正在由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举方向快速迈进，尤其是大力发展基于现代IT和互联网技术的信息贸易；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到位之日，就是国际经济中心建成之时。而国际贸易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伦敦金融城有个理念——便利就是价值。吸引企业在上海开展国际贸易，就得为市场和企业创造便利、增加价值，这就要革新制度供给，突破甚至颠覆现行的诸多政策和观念，需要“先行先试”的大无畏精神和百折不回的魄力。贸易便利化归根到底是流动自由化，包括人、财、物的流动自由化，这将带动社会全面变革。

　　在这里笔者想特别强调一下国际贸易中心的标的物。上海的货物贸易将平稳地恢复性增长，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点冲高回落，平稳回落，先加后减。而服务贸易将快速增长，长期做加法。服务贸易的高级形式——信息贸易，则将井喷式增长，长期做乘法。2012年，上海信息服务业经营收入突破3600亿元，年增加值同比增长17.5%，增速比全市GDP高出10个百分点之多。我们在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建设中，将会面对熟悉的货物贸易以及不怎么熟悉的服务贸易。特别是信息贸易，不光我们不熟悉，国际上也没有太好的老师，大家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譬如说大数据的挖掘和使用，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2012年3月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了“大数据高级指导小组”。麦肯锡预测，美国需要150万名精通数据的经理人员，以及14万至19万名数据深度分析方面的专家。美国正在握紧大数据这个人类科技领域的最新仪表盘，以求继续保持科技领先地位。这既是挑战，也是上海的机遇。如果克服了挑战、抓住了机遇，上海就很可能成为面向未来的、世界级的“贸易特区”，引领长三角乃至全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换代。

　　再回到自由贸易园区可能的先发地——浦东新区。它曾经创造了全国第一个保税区（1990年）、第一个保税物流园区（2004年）、第一个保税港区（2005年），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但在最近若干年的发展中，浦东的先发优势有所弱化。话虽极端，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何以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为契机，来个“热启动”，推进“二次改革”和“二次创业”，需要“实事实做”的精神。概括而言，上海在未来可能的自由贸易园区的试点中，务必“高举高打”、“先行先试”、“实事实做”；落实三大导向（市场需求导向、国际惯例导向、国家竞争力导向）；坚持“三个中心”的联动（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探索综合创新，而非单项突进。惟有如此，方能以浦东之特，推上海之新，领全国之变。

(中华航运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