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宝樑
茶原产中国，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传统产业，人民生活中的普遍饮料，边销茶更是兄弟民族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须品。茶，又是最早通商世贸的大宗出口商品，过去，各国消费的茶叶大部靠我国供应，英商曾用大量银元购买我国茶业。历史上（1886年）出口量高达268万担，战前（1914-1936）全国常年产茶量在340万担上下，但历经八年抗战、三年内战，茶园荒芜、生产萎缩，1949年全国解放时的茶产量仅82万担，出口十余万担。
建国后，为更好地把好茶叶出口质量关，服务对外贸易，上海商检局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从建设人才队伍入手，更新检测标准，规范检测方法，先后向浙江、安徽、福建等产茶区派驻工作人员，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确保出口商品质量符合进口国要求，保证了苏联贷款的顺利归还。自此培养成长起来的上海商检技术干部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茶叶检验人，为我国茶业的全面复兴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
恢复茶叶生产与决定产地检验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茶业生产高度重视，新中国政府任命精通茶业的农学家吴觉民为农业部第二副部长，兼任中国茶叶总公司经理。1949年10月25日，在京召开了全国茶叶产销会议，要求大力发展茶叶种植。茶叶系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之一，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协定，苏联将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用于国内建设，中国将以原料、茶叶、现金偿还贷款本息。作为商检把关与服务应尽职责的体现，茶叶的出口和产地检验故此摆上议事日程，成为当务之急。十余天后，2月29日，中央贸易部在京召开全国商品检验工作会议，吴觉农副部长和上海商检局蔡无忌局长均受邀参加。会议制订了《1950年出口茶叶检验的最低标准》并决定茶叶产地检验，制定了《茶叶产地检验办法》等相关文件。
会前，上海商检局不仅备聘了三位茶技师，也提前抽调局内的5位青年经突击培训待命。会议政策制定下来以后，这几位同志均派往当年茶季新开办的屯溪、杭州、温州茶叶产地检验工作组，随后又录用了1950年复旦茶叶系的4位毕业生，别派驻各个工作组。
培养茶检人才队伍
1950年的茶季结束后，12位茶检人员前往杭州参加了中茶总公司组织的制茶干部训练班集训。参与集训的214位学员来自全国各大制茶企业，大部分是具有技术专长的一线业务骨干。开班仪式上，吴觉农副部长专程赴杭，作了《目前茶叶产销趋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并与学员合影留念。
这是一次绿茶改制红茶，手工生产改机械制茶的集训，军事化管理，全部自带铺盖，各班组在集训地统一铺垫稻草，同吃同住。由知名茶业专家、教授讲课，学员分组进行实际操作课程演练，按照茶类、地区的不同进行精制试验茶的实践活动。每人都需亲自动手操作，分批总结，制订制茶工艺图，并核算成本。讨论课程均安排在晚上，由正副记录员向班委汇报，并在《制茶学习》期刊上投稿，真正起到了全国茶技大交流的作用，机会难得，终生受益。
紧张艰苦的学习于1951年1月31日结束，参与课程的同学握手道别，同笔者一样，充满发自内心的依依不舍之情。我们商检的同志更深刻体会到，若要更好的指导生产，搞好检验，必须要懂得生产技术处理的各个环节影响产品质量因素，否则绝难兼此重任。
1950年的茶产检业务，突出存在的矛盾是人员缺口大，局领导还决定面向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自办茶检培训班，实际招收22人（男13名，女9名），除了聘请局内商检专业技术人员任教外，还客聘了复旦教授和上海茶业公司负责茶业出口业务的科长授课。学以致用，结合当年产检结果来看，上海地区的抽查未发现明显偏差。唯评茶是一项凭感官的较难技术，还需要学用结合，持续自习。
1953年全国商检技术会议和1954年中国茶叶标准研究会相继提出茶叶分级检验条件已基本成熟，依据工作需要，经外经贸部决定，除口岸商检局统一评级外，先在杭州、绍兴、屯溪和舒城试点推行绿茶分级审评。据1954年《茶检通讯》报道，在三次出口苏联茶叶评审活动中，产地检验、上海商检和中茶公司成交验收的相同评审率已达到80%以上，茶检干部总体评茶技术已基本达标。
删繁就简，制定茶标
茶叶的国家标准是逐步形成完善的，从加工原料整形，简单提取正、副茶的几个花色，到原料分级付制、多级回收十多个花色，体现了加工技术的精细化和充分发挥原料经济价值的进步之处。50年代初，中茶公司就有分地区的各级红、绿茶加工标准样，后来对苏销茶又专门订有苏销茶加工的标准样与界限样，目的按照苏销加工样生产的各级成品茶，出场审批不能低于界限样，否则驻华苏联专家组对原茶验收可能降级。
此前，对于出口尚无统一标准的茶叶，每次成交都要先寄送小样，确认后样品按贸易双方和商检各等量封存一份，作为供货、检验、到岸收获的对样依据，流程繁琐费时。上海商检本着服务外贸的责任，主动提出派商检方技术代表与公司技术人员联合办公。到货验收，全面掌握各地调沪茶叶的品质地区特征，建立归仓卡片与样品保存制度，有目的地运用茶叶拼配技术，先后拼配出级间合理的一套绿茶贸易标准样茶，最终在历次布样成交过程中，保持质量等级的前后一致和稳定。得到了外商的普遍认可，表示今后按样品要货，毋须寄样，这在当时可谓成功创举。
在原有标样的基础上，共同制订出地区加工标准样，并根据各级茶叶品质系数核定地区登记调拨价，在评审过程中，按8项品质因素加权平均交接验收。同时顺应各地茶厂要求，将实物标准样发给茶厂按样加工，节约了工时，提高了工作效率。以上标准基本每隔三年换配新样，由中茶总公司主持，进行全国性换样。由于中茶公司系统普遍重视外销茶的生产和出口信用，这套标准样品的管理办法执行三十余年来，对促进茶叶出口贸易便利，及时结汇，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艰苦工作，回忆点滴
回顾解放初的上海茶检人，他们大多是新社会初上工作岗位的新人，政治热情高，有上进心，对支持茶业复兴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具有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在学习班抓紧学习，亦经常带着问题深入一线，刻苦钻研。
时代条件所限，当时茶检工作最大的问题是评茶无仪器，对茶叶品级的鉴别无法通过仪器再行检测。此前的评茶术语较为随意，缺少一套科学规范的打分标准体系，经过实践工作的积累，工作人员集思广益，总结出一份精炼的评价话语体系，字简意明，形象易记，包罗各茶类等级的评茶术语用表，十分规范。
在取样、检测等关键环节，我们还土法上马，自行研制开发了相关的仪器。例如，扦样与分样的手工操作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在工作中受到茶厂匀堆机的启发，自己动手设计了小型栅式分样器。自绘图纸，找白铁匠师傅做出样具。使用一段时间后，针对取茶不匀的缺点，及时在器具上做了整改，减小了取样的误差。
对于包装茶叶用的原木箱标准，也进行了调整。原规定榫卯拼接、竹钉拼板的方法使得茶箱的制作犹如做家具，费工费料。调整改为用铁皮搭攀，试装运到沪后，牢固程度不受影响。又把茶箱外裱和刷桐油的规定一并取消，此后采用的白胚箱，内衬铝纸不变，因避免了表层容易起壳破损的缺点，茶箱外形反而更整洁，符合干燥牢固的密封要求。但1952年前，在皖南及部分使用杉木箱的地区，为了消除杉木的湿潮气，用了很多蒸煮晾晒的方法，也吃尽了苦头。后来经厂、检双方共同研究，采用了露天架空堆叠杉木板自然散发潮气的办法。从此，隔年备料也列入了茶叶的包装标准。
输苏茶籽检验，是支援苏联开辟新茶园的一项政治任务。检测方法由苏方提供，杭州工作组在缺少设备、人员紧缺的情况下，突击添置设备，调动人员加班加点，建立通宵值班和检测记录制度。苏联专家也经常来检查指导工作，他们通常只喝茶，不吃午饭，刻苦专注的工作精神令我们深受启发。圆满完成任务后，工作小组以翔实的检测数据资料，整理出《茶籽质量检测法》，相关数据收录于1957年正式出版的《茶检手册》，填补了国内这一检测项目的空白。
深入产地，传承创新
学过茶树栽培学和制造学的茶检人意识到，懂检验仅仅是专业要求，懂精制技术则必须懂得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和初制技术等茶业的全面技术，唯有如此才有资格指导生产。制茶是个技术工种，工人均为产茶区周边有经验的茶农，系季节性长期合同工，在每年开工前，产检同志就得以参与其中，不但同一线的制茶工学习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实践知识，同时也抓住茶厂临近茶园产地的有利机遇，安排时间，在所在地的名茶区域深入调查研究。
1950年，在温州的地方名茶“乌牛茶”产区，工作组的3名技术人员在工作中向当地茶农详细了解气候、土壤、植茶历史、肥培管理等基础知识，还重点调查和采集了该品种的标本，并将研究结果刊登在总局的商检杂志上。文章发表后，乌牛茶的知名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但由于受当时统购统销政策所限，该茶种仅限于生产炒青，用作拼配高档茶的优质原料。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商检培养出来的温州茶厂技术干部陈为焕把“乌牛早”仿制成龙井茶，因其比西湖龙井提前约2周上市，且价格适中，上市后往往被抢购一空。目前“乌牛早”龙井茶已规模生产，是浙江每年最早上市的一个龙井品牌，畅销全国各地。
1957年，上海商检与安徽农大茶叶系开展合作，就舒城炒青生化测试工作开展了实地试验，笔者也参与其中，该项目详细试验了杀青、揉捻、干燥等生产过程中的品质指标，其中若干研究成果被1961年版的高校《制茶学》教材所广泛引用。
白茶是古今中外的名茶，是六大茶类里的稀有种源，1951年温州工作组对福鼎地区的白茶进行了联合调查。该区域原无成片茶园，寻觅良久，得当地老农指认，才从分散村落山头的地方，找到几丛零散的白茶树样本。此次调查及时挽救了濒临灭种的白茶树种。改革开放后，对白茶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通过专家的育种指导，在闽北高山地区和闽东福鼎大姥山地区发展了万亩以上的茶园，其中大姥山的白茶质量连续数届被上海国际茶文化节评为金奖，并入选2010年世博十大名茶之一。
支援全国茶业建设
上海商检局的茶叶产地检验技术人员发展迅速，从解放初的少数人到1952年以后猛增至最高峰的48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习苏联经验是大势所趋，而依据苏联经验，类似茶叶这样的大宗农产品，检验应在生产出口单位，商检只用少数专家巡视监管。于是，除了局内的正常工作调动，上海商检的茶检工作者大多被调往杭州、绍兴、六安、舒城、屯溪等茶叶主产地进行支援，前后共有约26人。
这些工作技术人员始终坚守在质检工作的平凡岗位上，在当地持续发挥着中坚作用，直至退休。他们培养了大量当地的技术干部，如当时安徽新创宁国茶厂，因紧缺技术人员，就从歙县茶厂我们已培养的新人中支援了2位同志。目前，各地健在的茶检老干部尚有13位，其中有2人曾获得吴觉农勋章奖，4人曾获得吴觉农老茶人奖。还有1位老同志仍在做质量技术咨询工作，为祁红茶的出口贡献余热。
愿五十年代的上海茶检精神永存。
作者系原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专家，原文7500余字
（邱伟科 整理）